关于中国历代的行政区划,流传着种种各样的梗。古有“内外山河”的三晋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天险，今有“藏区不归西藏管”、“散装江苏”的网络段子，其中的历史沿革、人文民俗因素很是微妙有趣。
可以说，历代行政区划图，承袭了自先秦萌芽、不停完善至今的“山川形便、犬牙相入”原则，自己就是中国高等政治思维的细节实施图。弦高犒师：薛定谔的疆界不少人在初次接触世界舆图时， 都有过一个配合的疑问——“为什么非洲各国的界限那么多横平竖直，我们国家的省界市界就全都曲里拐弯？”随着知识累积，另一个印象也逐渐形成：拥有直线界限的地域，似乎绝大部门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
如果不详细去考量每一个实例而只论或许印象，这个看法至少不能算错。因为直线型的疆界本质上是一种“懒得用心”的粗暴划分，并不切合实际治理中便捷高效的要求。
换句话说，划线的人不管事，管事的人没讲话权，这才导致了直线界限的降生。按传说，我国有“疆界”观点的时间点可以追溯到很早，传说大禹的臣子后稷就干过划分界限的活。但考古研究一般并不认为古籍中纪录的这事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疆界”。
因为上古时期生产力有限，一个部落往往聚居一处，周围是大片的狩猎地，再向外另有广袤的缓冲区。也就是说，部落与部落之间存在着庞大的清闲、是谁都控制不了的真空隙带，这样的前提下，疆界自然毫无意义。直到西周开国之后，从纸面上看分封了一堆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未必都有确切的疆界。
周天子把宗族元勋分封到各地，实际上也只是在各地建设起了星罗棋布的“据点”而已，至于每个据点能够实控周围多大的土地，不得不受到其时交通和通讯条件的制约。发生于春秋中期的“弦高犒师”即是其时疆界状况的体现：“秦晋之好”的男主角、厥后名列“春秋五霸”的秦穆公图谋中原，派遣孟明视带着军队去偷袭郑国。通常我们会想固然地以为这种事情发生在接壤的邻国之间，但看看舆图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秦国在西，郑国在东，两者之间被晋国和周国完全离隔，基础不搭界的！现在看来这行军简直魔幻——秦国的雄师穿过晋国地界、周国地界，两国都撒手不管，直到迫近郑国的势力规模，郑国的军事系统依然啥都没发现，幸好被一个出门做生意的牛市井撞上，郑国才免遭偷袭，这就是“弦高犒师”的故事。
如今形容军事行动毫无阻碍，我们会说“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弦高谁人时代，这支秦军途经的，怕不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无人之境”。直到春秋末期，郑国和宋国之间另有“隙地六邑”，双方约定谁都禁绝占据，实际上就是当缓冲区来用的，可见这两国之间并没有划明白确的疆界。
《尚书·禹贡》：分置九州也是在春秋末期，经济生长人口增多，各国能够实控的地域越来越大，争夺隙地、驻守关口的行为层出不穷。《春秋》、《史记》中都有这个时期疆域争端的纪录，这讲明大家都开始对“缓冲区”有想法了，以大山大河作为明确界限的情况徐徐增多，其中缘由也很容易明白。《左传》曾纪录了晋人在城濮之战中的阵势分析，说晋国“内外山河，必无害也”，意思就是我晋外洋有大河、内有高山，就算战事倒霉也能守住本土。
在古代交通工具、军事器械生长有限的前提下，就算一时越过天险、抢到了土地也未必守得住，后勤支撑跟不上分分钟被劈面反推。天险因此其时虽然哪哪都在抢土地，某一国势如破竹吞掉另一国的例子倒也并不特别多，往往是双方谁也打不死谁，到最后以天险作为分界线各据一边，形成了明确的、与天险高度重合的疆界。
诸国疆界明确的同时，内部郡县界限也逐渐萌芽。战国时商鞅变法，将较小的聚居地整合为县，共计三十一县。
晋国更早，春秋后期已有明确划县的纪录。在国与国之间形成疆界，与县与县之间划分疆界，“天险”同样显示了庞大的存在感。其中原理是相通的——山河带来的交通阻隔会增雄师事行动的成本，同样也会增大日常治理的成本。
翻山过河去接触很贫苦，岂非翻山过河去收税就不贫苦了吗？！此外，在农耕时代以山川大河作为内部行政界限另有另一重意义。《礼记•王制》有纪录“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意思是说高山大河支解了差别的宜居土地，它们往往拥有差别的自然条件，住民恒久生存繁衍、也会形成差别的民俗习惯。
将生产习惯、民俗民情相似的地域置于同一套行政治理班子之下，显然更容易施政治理、也较少矛盾和不平衡。由此可见，最迟在战国末期，行政区划原则中列于首要的“山川形便”理论已经十分完善，只是其时群雄乱战，疆界变化不定，没有条件将这种理念用制度牢固下来而已。成书于战国时的地理著作《禹贡》就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它托言大禹，提出了天下分置九州的构想，泰山、黄河、淮河、汉江、荆山等高山大川成为了支解九州的天然界线。中国高等政治思维的细节图等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之后，为中央集权治理的需要，划分行政区域的时机终于到来。
秦将领土划分为三十六郡，仍以山川作为行政区域划分的基准线。好比用黄河与太行作为天然界限，划分河东、上党、上郡、太原诸郡；直到今天，这一对“内外山河”依然是陕西、山西两个省的天然省界。
不外，自秦汉开始，广泛以“山川形便”作为行政区划的原则，优势之下的隐忧也逐渐尖锐起来。黄河这种划分方式固然便于施政治理也便于经济生长，但一旦一个行政区四面都是高山大河，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易守难攻”，万一出了个扯旗自立、据险恪守的，对中央朝廷来说就只剩头疼了。
事实上，“山川形便”这个词最早出自《战国策》，是苏秦用来形容秦国地理优势的言论，原来是说秦“四塞之国”、易守难攻的。在大一统王朝、中央朝廷强势的时候，内部盘据的风险尚不显着，一旦到了中央朝廷弱势甚至天下大乱时，盘据一隅的情况便时时发生。譬如岭南山地、四川盆地、山西高原，都是地理上“起手胜三分”因而盘据多发的区域。为了防患未然，秦朝在划分行政区域之时已经接纳了“犬牙相入”的方式，以便抢先占据地利、形成地形压制，增强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度。
其中尤以鞭长难及的岭南最为典型，令长沙郡桂阳县突入岭南、象郡镡城县越过岭北。四川盆地不外由于秦朝二世而亡、暴毙过于迅速，这个设计并没有给秦朝带来几多实际的利益，反而让随后的汉朝摘了桃子。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项羽刘邦为首的十八路诸侯打得飞起，秦朝的南海郡尉赵佗乘隙吞并桂林郡和象郡，占据岭南三郡之地建起了南越国。汉朝初创后忙着预防北面的匈奴，接下来诸吕之乱内部大杀特杀，没有余力去搞定南方，赵佗又对汉称臣，也就暂时维持了当初的界限。
1977年著名的马王堆汉墓被掘客，其中出土了一份长沙国南部、与南越国接壤地域的帛书舆图，正是这幅舆图复现了当初秦汉王朝在地理划界上究竟是何等“心机”。其时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与南越国接壤，以南岭为界山，但界山以南仍有一个桂阳县归属长沙国，也就成了汉朝打进南越国的一枚楔子。南越国主赵佗显然看出了这个情况的倒霉之处，一度致书华文帝要求调整界限线。
而华文帝虽然肯派人给赵佗修葺祖坟，也肯赏钱赏工具给南越国君臣，但对于调整界限线的要求却绝不松口。他捏词这个行政划分是他天子老爹刘邦钦定的、未便更改，但其实大家都明确那几个郡县的界限跟刘邦没什么关系，要说钦定那也是秦始皇钦定。果真等到文景之治累积了足够的资本、汉武帝上台，三四路汉军就直接打进南越国，灭掉了这个国家。汉武帝这就是“犬牙相入”在行政区域划分上的重大意义。
汉朝灭掉南越国之后，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围绕岭南地域新置的桂阳郡、零陵郡、苍梧郡界限越发曲折离谱，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岭南地域越发稳固。这个手法不光应用在外部界限上，也应用在郡县之间、诸侯王国之间，《史记》纪录“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也正是因为这一计谋，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旋起旋灭，并没有能够造成太大的风浪。
结语自秦汉开始直到后世诸王朝，“山川形便、犬牙相入”一直都是行政区域划分的基本原则，只是视各个时代详细情况有别，在两者之间的偏重各有差别而已。好比隋唐时，隋郡唐州的地界比起秦郡都小了许多，“山川形便”的比重就上浮了一些，好比不少人都认为“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名句，其实是李白在自己对蜀地盘据的担忧。到了元代，由于实行了与前朝截然差别的行省制度，行省面积既大、主座又手握重权，“犬牙相入”的原则从这一朝起到达了丧心病狂的田地；明清继续了元代的门路而有所调整，由于时代越来越近，有不少划分方式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例如元朝刻意将民俗地貌更靠近蜀地的汉中划给了陕西行省，明朝为了打造环南京防御体系将徐州划给了民俗完全纷歧样的南直隶，清朝因为江南地广人稠而将之一分为二，简称为“江南右”与“江南左”，就是今日安徽和江苏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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